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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守風險底線金融監管變陣
來源:東方財富網 作者:東方財富網 更新于:2019-01-07 09:32:00 閱讀:0

央行決定,自2019年起,將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小型和微型企業貸款考核標準由“單戶授信小于500萬元”調整為“單戶授信小于1000萬元”。這有利于擴大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優惠政策的覆蓋面,引導金融機構更好地滿足小微企業的貸款需求,使更多的小微企業受益。1月4日下午,央行再宣布降準1個百分點。這些只是金融監管部門脫虛向實政策的延續。

事實上,2018年對金融行業來說可謂是風云動蕩,而改革開放和創新無疑是主題詞。這一年,一行三會變成了一行兩會;這一年,資管新規和相關配套措施最終落地,相關機構改革加速;這一年,科創板呼之欲出,資本市場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化;這一年,金融機構努力扶持實體,積極紓困民企。這一年,金融領域都發生了哪些大事?金融機構又有哪些重大變革?這些改革創新又預示著哪些大趨勢或大變局?本報編輯部對此一一梳理展望,以饗讀者。

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,也是我國金融業跌宕起伏、風云變幻的一年。在重重考驗中,金融監管有破有立,有效地助力了“三大攻堅戰”初戰告捷。

2018年這一年,金融監管體系迎來了大刀闊斧的改革,形成“一委一行兩會+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”的新型金融監管框架;這一年,在2017年嚴監管的基礎上,監管政策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領域繼續保持高壓態勢,但中后期開始從“去杠桿”向“穩杠桿”轉變;這一年,“合規”更加深入金融機構的內核思維,銀行業亂象整治工作取得多項實效進展;這一年,國內債務違約高發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增加以及互聯網金融信用風險等不斷暴露,金融監管部門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,并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深層次階段。

隨著政策的轉向和調整,展望2019年,多位受訪專家認為,從嚴監管的主基調不會改變,但監管導向將有所側重,“正向激勵”或成為2019年監管的重要特點之一。同時,前期出臺的多項制度也將不斷完善,并且進入落實期,以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、紓困民營企業以及維持銀行業健康穩定發展。

變革:現代監管框架形成

2017年7月,五年一次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后,我國逐漸構筑起現代金融監管框架。2017年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設立后,2018年金融監管體系進一步健全,形成了“一委一行兩會”的新格局。同時,地方監管機構架構及機制體制進一步調整,監管的效力進一步下沉。

2018年3月13日,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職責整合,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。同時,原銀監會和原保監會擬訂銀行業、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人民銀行。2018年3月26日,央行官網發布消息,銀保監會黨委書記、主席郭樹清任央行黨委書記、副行長。自此,我國金融業監管進入深度融合期。

2018年11月13日,在金融監管體系頂層設計落地整整八個月后,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職能配置、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》(俗稱“三定”方案)也公之于眾。且新設立的兩個部門,即公司治理監管部和重大風險事件與案件處置局(銀行業與保險業安全保衛局),進一步顯示出中央對于防范金融風險、健全金融機構公司治理監管的決心和重視程度。

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認為,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,目的就在于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,實現監管全覆蓋,減少監管套利行為,提升金融監管能力和效率。

“近年來,我國金融業‘脫實向虛’趨勢加劇,金融風險不斷集聚,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發展和穩定。究其原因,突出的問題在于我國分業監管體系與金融業綜合經營趨勢不相適應,金融監管部門之間溝通不暢、協調不夠。在金融業綜合經營趨勢日漸清晰、金融創新不斷深化的背景下,如何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、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成為一項重大課題。”董希淼補充道。

隨著中央級監管機構調整方案塵埃落定,在“深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改革、補齊監管短板”思想的指導下,地方金融監管部門也開始加速機構改革進程。

2018年12月17日,根據銀保監會的統一部署,下轄36個派出機構,即各省(自治區、直轄市、計劃單列市)銀保監局統一掛牌,啟用名為“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××監管局”的牌子,銀監局和保監局正式合并。

除此之外,據《中國經營報》記者不完全統計,臨近年末,已有吉林、廣東、福建、山西、湖南、青海、云南、陜西、四川、北京10個地方金融辦公室密集掛牌“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地方金融監管局成立后,承接地方金融監管職責的具體舉措,同時也面臨一些挑戰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副主任王剛表示,對于地方金融監管局而言,需要提升專業能力,加強跟中央監管機構以及地方各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配合,真正落實“全覆蓋、無遺漏”的監管。

規范:整治亂象貫穿全年

2018年,監管整治金融亂象善始善終,是貫徹執行最徹底的一年。

2018年初,《中國銀監會關于進一步深化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的通知》(以下簡稱“銀監會4號文”),明確提出要形成“整改—評估—整改”的長效機制和常態化監管,培育銀行“不能違規、不敢違規、不愿違規”的合規文化,拉開了2018年“嚴監管”序幕。根據銀監會4號文,2018年重點整治了銀行業公司治理不健全、違反宏觀調控政策、影子銀行和交叉金融產品風險、侵害金融消費者權益、利益輸送、違法違規展業、案件與操作風險等方面。

這一年,監管部門沒有手軟,依法依規對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出了巨額罰單,對市場起到懲戒作用。其中,2018年年初浦發銀行、郵儲銀行分別收到2.95億元和4.62億元巨額罰單,而臨近年末,浙商銀行等6家銀行因同業、理財業務違規等事由,被罰合計超過1.5億元。

根據記者不完全統計,截至2018年12月31日,銀保監會機關、原銀監局以及原銀監分局共開出超3000張罰單,其中國有大行、股份制銀行、城商行、農商行、農信社、外資銀行、財務公司以及AMC等機構均有涉及。

從監管行政處罰的特點看,2018年“雙罰”制已經成為常態,金融機構違規和相關負責人同時接受處罰情況較往年明顯增多。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看來:“‘雙罰’主要是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,同時監管部門也要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法規,使得金融機構的違規空間變得越來越小。”

在從嚴監管的形勢下,我國監管指標數據也呈現出新的趨勢。2018年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中小銀行加速出清,銀行業不良貸款率持續攀升。根據最新披露的2018三季度監管指標數據,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2.03萬億元,較上季末增加751億元;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.87%,較上季末上升0.01個百分點。同時,2018年前三季度,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15118億元,同比增長5.91%,增速較上年同期下降1.49個百分點。商業銀行平均資產利潤率為1.00%,較上季末下降0.03個百分點;平均資本利潤率為13.15%,較上季末下降0.55個百分點。

但從其他指標看,2018年三季度末,商業銀行資產和負債規模穩步增長、風險抵補能力較為充足、流動性水平保持穩健。

此外,2018年也是我國金融政策逐步完善的一年。這一年,多項防風險政策漸次出臺。據記者統計,截至2018年12月16日,原銀監會以及銀保監會共出臺相關政策、辦法等超30個。重要的有資管新規及其配套細則、《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》《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》等,為銀行業打破剛兌、公司治理以及經營管理等多個方面提供了政策依據和法律支撐。

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認為,2018年監管成效明顯,杠桿率得到控制、金融亂象得以遏制、金融業整體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,在“去杠桿”“防風險”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。其表示下一步,為更好地適應當前經濟形勢的變化,監管政策可以做一些靈活調整。

展望:政策調整審時度勢

2018年中后期,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,宏觀金融政策亦有所調整,“去杠桿”力度也變得溫和。

央行發布的《中國金融穩定報告(2018)》指出,2019年中國宏觀經濟金融政策的前瞻性、靈活性將進一步提高,協調性、有效性將進一步增強,中國金融改革的深度廣度將會進一步拓展,對外開放的步伐只會加快不會放緩。

談到新的一年,銀行業監管將呈現怎樣的趨勢,多位業內專家贊同從嚴監管的底線和基調不會改變。但經過2017年~2018年的行業規范,2019年監管政策或將相應調整,以更好地支持行業以及實體經濟的發展。

從貨幣政策看,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,2019年降準的空間和必要都是存在的,預計每個季度會降準一次,力度可能會在0.5%到1%之間,全年累計降準2%到3%。同時,中期借貸便利規模應盡快壓降下來,解決金融機構目前融資成本偏高、期限偏短等問題,不斷優化流動性的結構,使金融機構夠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。

關于監管力度,王剛表示: “未來,監管的底線仍不會改變,但新的一年將進入如‘資管新規’政策等的實施落實階段,在此基礎上有重點的‘正向激勵’或成為2019年的重要特點之一,如支持民營企業方面,監管也陸續出臺一些舉措,新的一年是值得期待的。”

同樣,在董希淼看來,未來幾年,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,金融監管從嚴、從緊的基調和原則不會改變。“從監管內容看,將繼續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,表外業務、同業投資、支付業務、交叉金融產品等將進一步得到規范;從監管對象看,堅持‘兩手抓’方針,一手抓正規金融機構,一手抓非金融機構。只有這樣,才能真正做到金融監管全覆蓋,不留死角和空白點,減少風險隱患滋生,更好地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。”

對于金融機構而言,“一方面要求繼續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,加快資管業務和產品轉型;另一方面要求完善風險管理體系,提升綜合風控能力。要強化監管力度,彌補我國金融監管領域中的短板,讓監管真正長出牙齒,實現監管的‘嚴緊硬’;要引導金融業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,真正回歸本源、專注主業,提升防風險的內生動力,實現健康穩健發展。”董希淼如是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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